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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收憑證:見證歷史風云

發表時間: 2019-03-20 來源: 《中國稅務報》2019年3月20日B4版 【字體:      瀏覽次數:

  

武漢稅收博物館序廳正中的大型銅浮雕墻“楚風漢韻”。

  建成于2012年的武漢稅收博物館,收藏著豐富的以中國古代和近代稅收憑證為主的文物。這一件件稅收憑證不僅為觀眾串聯起了一部中國稅收發展史,同時從稅收角度記錄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興衰變遷。據悉,武漢稅收博物館現有館藏稅收歷史文物30000余件,公開展示文物4000余件。通過實物展示、場景再現、雕塑、多媒體等形式,生動呈現出中國歷史上的稅收源流、稅收思想和稅賦變革。

  一塊銀鋌:南宋沉甸甸的“出門稅”

  南宋“出門稅”憑證銀鋌。

  在多數人的印象中,稅收憑證一般都是紙質的,很少有人知道,歷史上貨幣也曾作過稅收憑證。武漢稅收博物館里就有這樣一塊“鎮館之寶”,南宋時期“出門稅”憑證——銀鋌。這枚銀鋌首端半圓,鋌身兩側束腰,呈亞腰形,正面鑄有“出門稅·馬李·東李·助聚李小五”等字樣,重25兩。

  銀鋌是銀錠的一種。銀錠始自漢代,之后各代皆有鑄造,元、明以后開始盛行。銀錠形狀大多為元寶形,所以又稱元寶。銀鋌則主要出現在唐、宋、金時期,因其形狀類似豬的腎臟,老百姓稱之為“豬腰銀”。常見形狀還有圓首束腰、平首束腰和弧首束腰。

   銀錠大都有銘文。歷代銘文特點不同,其銘文與當時的貨幣經濟緊密相連,與當時政府用銀為貨幣的歷史相一致。漢代銀錠銘文文字較少,唐代銀錠文字開始多起來,宋代銀錠銘文較前有顯著變化,很多銀錠開始注明用途、地點、成色、匠人等內容。

  中國歷代對銀錠的鑄造及發行都沒有統一的嚴格規定,允許自由鑄造。只要適應當時的流通環境和民間習俗,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,銀錠造型并無特殊規定。唐代一般是長條狀、餅狀和船形,宋代以銀鋌為主,與唐銀相比變寬、變厚,正面四角微翹,呈砝碼形,兩頭圓弧,中間成束腰形。遼、西夏、金的銀錠器形與宋相似。至民國二十二年銀錠退出貨幣領域為止,銀錠器形之雜,難以統計。但大體可分為元寶形、圓形、長方形、正方形、砝碼形、牌坊形等幾大類。

  銀鋌本是普通貨幣。唐代以后,銀鋌作為流通貨幣被國家儲備、民間窖藏及上貢、進奉禮品。到了南宋,銀鋌增加了一項功能,即演變為國家和地方征稅的特種貨幣。這枚南宋銀鋌就是行商繳納“出門稅”的憑證。

  從銀鋌的出土地點分析,作為當時的重要稅種,“出門稅”主要分布在南宋與金的邊界地區,與邊境貿易有密切聯系。凡帶“出門稅”字樣的銀錠,一般為官方銀錠。銀鋌存世極少,是研究宋代金融史、稅務史和商業流通史不可多得的實物佐證。

  從時間來看,“出門稅”始于周朝,最早載于《周禮·地官·司關·掌國貨》。據《宋會要輯稿·官職》記載:“凡商賈之賦,小賈即門征之,大賈則輸于務貨。”這種在全國各地征收出門稅的辦法一直沿用到南宋滅亡。

  所謂“出門稅”,就是運送貨物出城門繳納的稅款。據《宋史·食貨志下八》商稅條記:“凡州縣皆置務,關鎮亦或有之,大則專置官監臨,小則令、佐兼領,諸州仍令都監、監押同掌、行者赍貨,謂之‘過稅’,每千錢算二十。”當時規定商隊往來必須走官路,走官路就要經過各大城鎮,進城門不抽稅,出城門則按所攜帶貨物核價抽稅,故稱“出門稅”,即《宋史·食貨志下八》所載的“過稅”。

  到南宋時期,白銀已開始廣泛使用,各地稅收逐步轉變為折銀上繳,并制定了嚴格的規定。各地進奉銀有上供銀、圣節銀、大禮銀、免丁銀、減吏銀、官戶役銀、兵餉綱銀等,稅銀有出門稅等,名目繁多。宋人詩云:“官中逐月催租稅,不征谷粟只征銀。”在不產銀的地方,租賦所入糧食換成銀兩納庫,會受到雙倍剝削。稅銀除用于上繳朝廷、地方留存、商業支付外,還用于“贍軍”,即軍需開支,足以體現白銀流通職能的擴大。

  銀鋌,不僅作為南宋政府向行商征收“出門稅”的憑證,也可以看作是宋朝弊政的見證。

  一組印花稅票:清末民國“亂世圖”

  安徽省休寧縣涉及土地買賣和稅收負擔轉移的藍印收稅票。

  湖南省興寧縣在武昌起義成功后制發的清繳田稅執照,填寫出票時間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。

  安徽休寧縣府出具的納稅憑證串票,所印制的紀年為洪憲元年。

  在眾多稅收憑證中,印花稅票因其印制精美而極具觀賞性和收藏性。武漢稅收博物館在印花稅票收藏方面,可能是國內藏品最豐富和齊備的博物館之一。從清政府印制的第一套“雙龍戲珠圖”印花稅票一直到新中國2018年印制的“紅色稅收記憶”印花稅票全部收齊,并且將世界主要國家發行的印制精美的印花稅票也收集了許多。

  印花稅于1624年誕生于荷蘭,被西方經濟學家譽為“稅負輕微,稅源暢旺,手續簡便,成本低廉”的“良稅”,它是對經濟社會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、使用、領受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行為所征收的一種稅,由納稅人依規自行購買并粘貼印花稅票即完成納稅義務,因采用在應稅憑證上粘貼印花稅票作為完稅的標志而得此名。

  印花稅也是我國仿行西方稅制的第一個稅種,起始于清朝末年,正式實施于民國初期。民國發行的第一套印花稅票是1913年印制的“長城圖”印花稅票,該票有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種底色,象征了孫中山先生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共和的政治構想。1925年及1926年,北洋政府發行了第二套“嘉禾圖”和第三套“地圖旗圖”印花稅票,但是使用范圍僅限于其控制下的10余個省份。1934年至1941年,南京政府又陸續發行了第四套“六和塔圖”、第五套“人像圖”和第六套“孫中山像”印花稅票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在抗日戰爭期間,國民黨政府于1943年發行了第七套印花稅票“復興關圖”印花稅票,記錄的是1939年10月國民黨中央軍官訓練團遷入重慶西郊“浮圖關”,并將這里更名為“復興關”,有“復興中華民族”之意。1946年,國民黨政府發行了第八套“聯運圖”印花稅票,這是抗日戰爭勝利后使用非常廣泛的一套印花稅票,同時也是唯一一套民國時期被加蓋成郵票而使用的印花稅票。

  民國時期印花稅在商事、民事和人事上的應用就已經十分廣泛,如賬冊、產權憑證、畢業證、結婚證、資格證等憑證上均有大量應用,甚至在子嗣繼立、遺囑等文書上也都貼有印花稅票。當年的納稅人對印花稅接受程度之高,恐不僅是印花稅的“稅負輕微”,而更看重的是完成納稅義務和領受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行為的“手續簡便”。

  1914年,國民政府推出國幣條例,確定以銀元為中華民國貨幣;1935年,實行貨幣改革,規定使用法幣,并禁止銀元的流通,將白銀收為國有。因此,從第五套到第八套印花稅票,都是以法幣為單位。但由于民國末期法幣急劇貶值,到了1948年發行第九套“農工圖”印花稅票時,就改以金元券作為計稅單位了。然而,“農工圖”印花稅票推行不久,金元券膨脹速度比法幣更快,10個月上漲了170萬倍,各地幾乎無人使用,于是南京政府又發行銀元券。因此到了1949年7月發行第十套“鎮海樓圖”印花稅票時,又改以中國銀元為單位。

  隨著國民黨政府的節節敗退,其已無法續印“鎮海樓圖”印花稅票,當時也出現了將舊“農工圖”印花稅票加蓋改值使用的情況。由此可見即使是印花稅這樣的“良稅”,也經受不住橫征暴斂帶來的沖擊。民國之初,印花稅票是以“分”“角”為票面值單位。但僅僅過了二三十年的時間,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民國第五套印花稅票發行時,單枚票面值竟印到了50萬元。更有甚者,一宗完稅憑證上需要粘貼的印花稅票張數,不再像過去在憑證左上角貼用一枚或幾枚,而是整版的印花稅票對憑證的全覆蓋。

  也就是到這時,印花稅“稅負輕微”“手續簡便”“成本低廉”這些“良稅”所具有的特征,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也全部喪失了。

  三張納稅憑證:寫滿辛亥革命之“稅事”

  民國時期整版印花稅票對憑證全覆蓋的魚鱗貼。

 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,能讓武漢這座城市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莫過于辛亥革命。自1895年起至1911年的16年中,孫中山及同盟會等清末革命團體共舉行過14次大大小小的反清武裝起義,但均以失敗告終。1911年10月10日,武昌城內一聲槍響,讓更替延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戛然而止,一個新的共和制國家從此宣告成立。從武漢稅收博物館陳列的3張稅收憑證中,可以讀出與這段歷史相伴的有趣的稅收故事。

  一張《收稅票》填寫時的“風起云涌”

  也許是武昌起義的成功來得太突然,太出人意料,以致被趕下歷史舞臺和新登上歷史舞臺的雙方,事前都沒有任何的思想和心理準備。從革命軍用槍威逼黎元洪當都督的歷史記載中,可以體會到這種倉促和慌亂。武漢稅收博物館陳列的一張宣統三年(1911年)安徽省休寧縣涉及土地買賣和稅收負擔轉移的藍印《收稅票》,反映了當時的這種社會狀態。

  《收稅票》并不是即時納稅的憑據,而是土地物產權屬轉移時賦稅負擔隨之轉移的稅收通知類文書。清末年間,縣以下的稅收征管實行的是“書差包征”制度。即縣府將縣以下的稅收征管按行政區劃包給當地人代辦,代辦人即為基層“征管員”。這張《收稅票》上清晰記載著“休寧縣叁拾壹都壹圖叁甲李進修”買入了一塊田地,應從次年(1912年)開始承擔繳納田稅“貳分伍厘整”的義務,其稅金“入(宣統)四年(1912年)徵冊”。《收稅票》的填制時間為“宣統三年七月”,即1911年9月。讓這位填寫《收稅票》的“書差”萬萬想不到的是,當他于皖南山區填寫這張《收稅票》時,武昌城內正風起云涌,清王朝的統治已是搖搖欲墜。過了不到一個月,武昌起義成功;又過了不到一個月,安徽宣布獨立,成為全國第12個響應湖北脫離清廷的省份。

  據資料記載,中華民國建立后的1912年,雖然全國財稅權并未統一,各省各自為政。但為了新政權的形象和社會穩定,各省的農業稅賦基本上仍控制在宣統年間的負擔水平,絕少加收或增收。按此推斷,1912年,安徽農戶“李進修”這塊土地負擔的農業稅負應該還是“貳分伍厘整”左右,只不過是由清朝政府核定,民國政府征收。

  一張《執照》上的“黃帝紀元”

  史料記載,辛亥革命前后,湖北、湖南兩省的革命志士的合作是最緊密的。辛亥革命前夕,兩湖的革命者就訂立了互通聲氣、統一行動和相互支援的計劃。湖北為辛亥“首義之區”,而湖南則是全國第一個響應湖北宣布獨立的“首應之區”。在隨后的“漢口爭奪戰”中,湖南給予了湖北民軍糧食、彈藥、物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;在“漢陽保衛戰”中,湖南更直接地分4批派遣了16個營的湘軍赴鄂參戰。

  武漢稅收博物館陳列的一張1911年湖南興寧縣清戶銀《執照》,充分印證了兩湖協同行動的歷史事實。武昌起義成功后,湖北軍政府立即宣布廢除清朝宣統年號,采用黃帝紀年。湖南也一體行動。湖南興寧縣在武昌起義成功后制發的這張清繳田稅的《執照》,填寫的出票時間就是“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”,即公元1911年。至1912年1月中華民國正式成立,民國政府又改黃帝紀元為民國紀元。如此,“黃帝紀元”在兩湖地區實行了僅僅兩個多月時間,這張稅收票據更是直接見證了這段短暫而又特殊的歷史,堪稱彌足珍貴。

  一張《串票》背后的83天

  1915年12月12日,袁世凱推翻共和,復辟帝制,改中華民國為“中華帝國”,并下令廢除民國紀元,改民國五年(1916年)為“洪憲元年”。有研究者認為,在辛亥革命過程中,袁世凱在促使清帝退位、盡快結束清軍與民軍的戰爭,以及建立共和體制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,客觀上作出了較大的歷史貢獻。但是,袁世凱畢竟是封建體制里爬出來的舊官僚,加之又存在如梁啟超等人所說的“私心”,更缺少領袖人物所應有的大局觀,最后上演了一場復辟“鬧劇”。

  武漢稅收博物館的文物陳列中有一張安徽休寧縣府出具的納稅憑證《串票》,所印制的紀年即為“洪憲元年”。誰知道,袁世凱只做了83天“皇帝夢”后,即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復共和。但是,基層政權卻來不及印制新的稅收票據,只得在“洪憲”紀年的票據上又加蓋“民國五年”印章繼續沿用。這段特殊而又短暫的歷史,由這張《串票》進行了最直接的記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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